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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羌人部落联盟兵力强盛，汉军初战不利，士气低落。

董卓却亲率一支精锐骑兵，利用对地形的熟悉绕至羌人后方，趁夜发动突袭，“大破之，斩其酋豪，首虏万余人”。

此战后，董卓因功拜郎中，获赏缣九千匹——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。

但他并未独吞，而是将赏赐全部分给士兵，“军士皆大喜悦”。

这种“财散人聚”的手段，看似简单，却精准击中了边地士兵的痛点：他们远离家乡、生死难料，最看重的便是将领的“义气”与“实惠”。

董卓的慷慨，让部下对其死心塌地，形成了一支只知有董卓、不知有朝廷的私人武装。

历经数十年征战，董卓在西北军中的地位日益稳固。

他历任广武令、蜀郡北部都尉、西域戊己校尉等职，足迹遍布西北边疆。

在担任并州刺史期间，他收编了大量羌胡部落的勇士，又吸纳了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等一批悍将——这些人或出身边地豪强，或曾是亡命之徒，都因董卓的“容人之量”与“重赏之诺”而誓死追随。

到灵帝末年，董卓麾下已汇聚了一支由羌胡兵、汉人边民、降将残部组成的混合部队，其战斗力远非中原久疏战阵的禁军可比：羌胡兵擅长骑射与近战搏杀，汉人边民熟悉山地作战，降将们则带来了正规军的战术素养，三者结合，堪称当时帝国最精锐的野战部队。

此时的董卓，已不仅是一名将领，更是西北军阀的代表。灵帝曾试图削弱其兵权，先征他为“少府”（负责宫廷后勤的文职），意图将其调离军队。

董卓却上书推辞，理由极具煽动性：“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：‘牢直不毕，禀赐断绝，妻子饥冻。’牵挽臣车，使不得行。”

——他将士兵的不满归咎于朝廷，暗示自己是“被迫”留在军中安抚部众，朝廷竟无可奈何。

不久后，灵帝又改任他为并州牧，令其将兵权交予皇甫嵩，董卓再次抗命，只带五千亲兵前往并州，其余部队仍牢牢掌控在手中。

这两次抗命，已显露出董卓对中央权威的轻视，也预示着他终将走向与朝廷对抗的道路。

中平六年（189年），东汉帝国的权力天平因灵帝驾崩而剧烈倾斜。

年仅十四岁的少帝刘辩即位，其母何太后临朝，大将军何进（何太后之兄）掌控朝政。

当时，宦官集团“十常侍”与外戚集团的矛盾已到白热化程度：何进欲诛杀宦官，却因何太后反对而犹豫不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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