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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卓虽出身行伍，粗猛少文，却在平定羌乱、黄巾起义的战争中积累了雄厚的军事实力。

他常年镇守陇西，麾下拥有一支由羌胡与关陇健儿组成的精锐部队，战斗力远胜中原禁军。

更重要的是，董卓在灵帝末年巧妙地利用了朝廷内部的矛盾，拒绝交出兵权，驻兵河东（今山西南部），静观时局变化，成为当时最具潜力的“黑马”。

李儒看中的，正是董卓身上那种“破坏性”的力量——在旧秩序已然崩塌的时代，唯有彻底打破旧框架，才可能重塑权力格局。

这种“唯实力论”的务实态度，成为李儒辅佐董卓的思想基础。

公元189年，汉灵帝驾崩，少帝刘辩继位，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彻底爆发。

何进密召董卓入京，欲借其兵力诛杀宦官，却不料计划泄露，反被宦官所杀。

董卓闻讯后，率大军星夜兼程赶往洛阳，恰逢洛阳城内大乱，宦官被袁绍、袁术等士族子弟屠戮殆尽，皇权陷入真空。

这一历史机遇，让董卓与李儒的组合得以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。

董卓入京之初，兵力不过三千，面对洛阳城内盘根错节的势力（如袁绍、袁术等士族武装，以及丁原统领的并州军），并无绝对优势。

如何在短时间内掌控朝政？这成为李儒辅佐董卓的第一个难题。

李儒给出的答案是：以暴力打破平衡，用“废立皇帝”的方式，彻底重构权力合法性。

废立皇帝是动摇国本的大事，必须师出有名。

李儒首先从“天命”入手，散布“少帝昏弱，不堪为君”的舆论。

据《三国志·董卓传》记载，董卓入京后，曾以“显阳苑阅兵”为名，召集百官，故意让士兵在宴席上“拔剑斩一人”，威慑众人。

席间，李儒“从容”进言：“少帝即位以来，灾异屡现，黄巾作乱，皆因君德不修。陈留王刘协，聪慧仁厚，有圣主之相，宜承大统，以安社稷。”

这番话看似引经据典，实则是为董卓废立找借口——将王朝的衰败归咎于皇帝“德不配位”，为新的权力秩序铺路。

为了强化“天命转移”的可信度，李儒还利用了当时的谶纬之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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