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大德六年的上都皇宫，铜壶滴漏的声响划破了晨雾。当八思巴文译史将最后一道圣旨誊抄完毕，羊皮纸上的朱红印泥尚未干透——这道由元成宗颁发的谕旨，即将以汉文与八思巴文双语镌刻于石碑，发往陕西永兴路。此刻，在大都（今北京）的官办作坊里，石匠赵忠正对着青石板丈量尺寸，他不会想到，这块高近三米的碑石日后会成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的"镇馆之宝"，以两种文字的奇妙对话，诉说蒙元帝国的统治智慧与文化交融。

一、碑铭之源：草原帝国的文书制度与宗教博弈

明德受记碑的诞生，与元代独特的"圣旨碑"传统密不可分。元大德六年（公元1302年），元成宗铁穆耳为表彰永兴路（今西安）开元寺高僧明德的功德，颁布圣旨："和尚每、先生每、也里可温每、答失蛮每，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，告天祝寿者么道"——这段用白话蒙古语直译的汉文，搭配对应的八思巴文，构成了碑文的核心内容。明德法师作为藏传佛教萨迦派在汉地的传法者，曾为皇室祈福，故获此殊荣。

这一立碑举动暗藏元代政治的深层逻辑。忽必烈建立元朝后，为巩固多民族统治，创制八思巴文作为"国字"，规定"凡有玺书，并用蒙古新字"。但实际操作中，汉文仍为主体行政文字，形成"双语并行"的特殊制度。碑文中"和尚每"（和尚们）、"先生每"（道士们）等称谓，反映了元代对各宗教群体的统称；而"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"（免除一切赋税差役）的谕令，则揭示了朝廷通过宗教优待换取社会稳定的统治策略。

关于此碑的流传，民间曾有"两文互译显神迹"的传说：碑成之日，有西域僧人见八思巴文忽放金光，与汉文内容自然对应。虽经考证为后世附会，却生动反映了时人对双语碑刻的敬畏。事实上，据明代《长安志》记载，此碑立于开元寺山门前，明代中期因寺院荒废被埋于地下，直至清乾隆年间整修碑林时被重新发现，后移入孔庙保存。

二、碑刻之本：形制、文字与制度密码

明德受记碑通高292厘米，宽138厘米，厚32厘米，由一整块富平石灰岩雕成。碑首为元代典型的"素首"样式，无螭龙雕刻，仅刻缠枝莲纹，与蒙元早期的质朴风格相符。碑身正面分上下两部分：上半部为八思巴文圣旨，共12行，每行约20字；下半部为汉文白话圣旨，共16行，每行约25字，内容与八思巴文完全对应。最珍贵的是碑侧的刻工题记："石匠赵忠、刘二，大德六年夏月立"，为研究元代工匠制度提供了直接证据。

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双语圣旨碑之一，其文字系统展现了惊人的文化包容。八思巴文部分采用"方体字"书写，字母呈竖排，词与词之间用空格分隔，如"长生天气力里 皇帝圣旨"的拼写，严格遵循蒙古语语法。汉文部分则用楷书刻写，但保留了大量蒙古语语法特征，如"不拣什么"（无论什么）、"么道"（如此说）等倒装句式，形成独特的"元代白话"文体。这种"双语对照、语法互现"的特征，在同时期碑刻中极为罕见。

碑文内容可分为三层：首述"上天眷命"的传统套语，彰显皇权神授；中述对明德法师及寺院的优待政策，包括免除赋税、保护财产等；末以"圣旨到日，如律令"作结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文中"也里可温每"指基督教徒，"答失蛮每"指伊斯兰教徒，这种对多宗教群体的统一提及，反映了元代"因俗而治"的统治理念。历史学家陈垣曾指出，碑文中"大德六年五月吉日"的纪年方式，可补《元史·礼乐志》中历法制度的细节。

三、考古发现：泥土下的语言活化石

1982年，西安碑林博物馆对明德受记碑进行系统性考古研究时发现，此碑埋于地下时，碑身被一层黄土与细沙混合覆盖，形成天然防潮层。考古人员在碑身底部发现三个明代修补痕迹，证明明代移碑时曾对断裂处进行加固；而碑面的八思巴文字母边缘，可见细微的凿刻修正痕迹，显示刻工在双语对照时的谨慎态度。最令人称奇的是碑文的保存状态：历经700余年，八思巴文的棱角仍清晰可辨，汉文部分的捺画锋芒毕露，这在露天保存的元代碑刻中极为罕见。

通过光谱分析可知，碑石材质为富平石灰岩，其碳酸钙含量达95%，质地均匀，适合刻写细微字母。工匠采用"单刀法"刻制八思巴文：以细刀直接凿刻字母轮廓，如"a"母的圆圈、"b"母的竖线，一刀成型，深约2毫米，这种工艺与同时期蒙古汗国的碑刻技法一脉相承。2005年，文物修复专家在汉文"德"字的心字底处发现一处元代刻工的修正痕迹——原刻竖钩略偏，后以细刀调整位置，展现了工匠对文字准确性的极致追求。

更重要的考古发现在于碑阴的明代题刻。这段刻于明弘治年间的文字，详细记录了"西安知府命工移此碑入碑林"的过程，并提到当时有学者"以八思巴文译汉文，校之无误"。考古人员比对元代《蒙古字韵》字典发现，碑中八思巴文的拼写完全符合元代音韵规范，如"皇帝"一词的转写为"qahan"，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。这种"原碑+后世校勘"的状态，为研究八思巴文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完整样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