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节目录 第4章 元代苏氏古墓石碑:碑铭里的徽州士族记忆与元代社会镜像(1 / 1)
作品:《国宝的文明密码》1985年暮春,安徽歙县桂林乡的基建工地上,推土机铲起的泥土中露出半截青灰色的碑首。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清理掉覆盖的浮土时,“元故处士苏公墓志铭”几个楷书大字在阳光下清晰可辨——这件后来被鉴定为元代苏氏古墓石碑的文物,就此从沉睡六百余年的墓葬中重见天日。如今它静静矗立在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的展柜里,通高1.8米的碑身宛如一部立体的元代社会史,碑文上的每一道刻痕,都记录着徽州士族的生活图景与时代变迁。
一、石碑溯源:从眉山苏氏到徽州士族的文化迁徙
苏氏古墓石碑的主人苏子华,其家族渊源可追溯至北宋着名文学家苏辙。根据碑文记载,苏氏先祖“随宋室南渡,卜居歙之桂林”,这与永丰乡苏氏宗祠的历史记载相呼应——该宗祠始建于元末明初,正是苏辙后裔为祭祀祖先而建。元代徽州地区“十户之村,不废诵读”的崇文传统,为苏氏家族的发展提供了土壤。苏子华虽未出仕,但碑文称其“博通经史,尤精易理”,反映了元代徽州士族“耕读传家”的典型特征。
石碑的形制与纹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。碑首浮雕四龙戏珠纹,龙身蜿蜒灵动,龙须飘逸,龙眼圆睁,展现了元代雕刻艺术的粗犷豪放。碑座为赑屃造型,其背部鳞甲清晰,四肢肌肉虬结,寓意墓主德业厚重。这种“龙首龟趺”的规制,在元代非官员墓葬中极为罕见,暗示苏氏家族可能通过科举或商业积累了较高的社会地位。
碑文的撰写者为时任徽州路儒学教授的张起邺,其文辞“典雅庄重,叙事详实”,既遵循元代墓志的程式,又融入徽州地方特色。例如,文中将苏子华比作“山中宰相”,既暗合其未仕身份,又彰显徽州文人对隐逸文化的推崇。这种将儒家入世精神与道家出世思想结合的表达方式,成为元代徽州墓志的典型风格。
二、石碑真容:石材、文字与雕刻的艺术融合
石碑由整块黟县青石刻成,质地坚硬细腻,历经六百年风雨仍保存完好。碑身高1.5米,宽0.8米,厚0.25米,重约800公斤。碑额篆书“元故处士苏公墓志铭”,笔画瘦劲如铁,结体方正严谨,具有典型的元代篆书特征。碑文楷书28行,满行56字,共计1568字,记载了墓主的生卒年月、家族世系、生平事迹及丧葬情况。
书法艺术上,碑文呈现出“楷中带隶”的独特风格。起笔多用方笔,收笔时略带波磔,如“年”字长横的蚕头燕尾,明显受到汉隶影响;而字形结构宽博舒展,又具有颜体楷书的韵味。这种融合南北书风的特点,与元代书法“尚古出新”的潮流相契合。经故宫博物院书法专家鉴定,其书法水平“足与同时期赵孟頫弟子比肩”,为研究元代民间书法提供了珍贵样本。
雕刻工艺同样精湛。碑身两侧阴刻缠枝莲纹,每朵莲花由七片花瓣组成,花瓣边缘以细密的短阴线表现立体感,莲叶脉络清晰如真。碑座赑屃的眼睛采用“点睛法”,先用浅浮雕勾勒眼眶,再以墨线点染瞳孔,使神兽双目炯炯有神。这种将线刻、浮雕、彩绘结合的技法,在元代石刻中较为少见。
三、考古现场:元代徽州士族的墓葬密码
苏氏古墓位于歙县桂林乡一处缓坡上,坐北朝南,背依青山,前临溪流,符合传统风水理论中的“枕山环水”格局。墓葬为砖石结构,墓室长4.2米,宽2.8米,高2.5米,由墓道、甬道、墓室三部分组成。墓壁镶嵌有花卉纹砖雕,每块砖雕边长30厘米,以莲花、牡丹、菊花等吉祥图案为主,雕刻技法采用“减地平钑”,纹饰与砖面落差约2毫米,线条流畅自然。
同出文物包括青白瓷碗、银簪、铜镜等,其中一枚“至元通宝”铜钱为断代提供了关键依据。值得注意的是,石碑放置于墓室中央,与棺椁呈垂直角度,这种“碑棺异向”的布局在元代墓葬中较为罕见。考古人员推测,这可能与苏氏家族“尊碑崇礼”的文化传统有关,石碑不仅是墓主身份的象征,更是家族精神的载体。
与其他地区元代墓葬相比,苏氏墓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。江西南昌元代墓出土的墓志多为方形石质,铭文简略;浙江杭州元代墓的墓志则侧重记载墓主官职。而安徽博物院藏品以长篇铭文和精美雕刻取胜,既保留了中原墓葬的传统,又融入了徽州“重文尚礼”的地域文化。更特别的是,墓室内发现了少量墨书题记,内容为“苏氏子孙永保”,反映了元代徽州家族对墓葬保护的重视。
四、多维价值:石碑中的元代社会全景
从历史学角度看,石碑为研究元代徽州社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碑文记载苏子华“岁饥出粟赈济,遇寇率众保乡”,印证了元代中后期徽州地区频发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动荡。而“延师教子,远近称贤”的描述,则揭示了元代徽州士族“以教育兴家族”的策略。此外,碑文提到苏氏家族“与程、汪二姓联姻”,反映了元代徽州“世族通婚”的社会现象,这种联姻网络对地方政治、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。